薛晓华趴在我胸口上，手指又开始绕我的领带，一圈一圈地卷上去又松开。她的头发散在我锁骨上，发尾被汗浸湿了几缕，贴在皮肤上凉丝丝的。

　　“就是现在。”她说。

　　“什么现在？”“你刚才问我的那件事——我这辈子最感谢的两件事。第一件是你让我改行。第二件——”她把脸从我的肩窝里抬起来，下巴搁在我胸口上，眼睛从下往上看着我，嘴角浮起一个带着几分餍足又带着几分认真的弧度，“就是现在。我能做你的女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了刚才逼问我“你为什么不看看我”时的那种火气，也没有了红着眼眶求安慰时的那种委屈。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一个跋涉了很久的人终于走到了某个标志性的路标前面，坐下来，喝口水，回头看了一眼来路，然后轻轻地说一句——到了。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会公开表态的人。我也没指望你能跟谁翻脸，跟谁决裂，或者跟谁说一句‘薛晓华是我的女人’——你苏维民做不到，我也不需要。”她把手从我领带上移开，用指尖轻轻戳了戳我的心口，“但我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那个京城来的大小姐，苏将军的侄女，交大的高材生——她再有背景，再聪明，再年轻漂亮，她还没拿到的东西，我已经拿到了。”她把“拿到”两个字咬得很轻，但嘴角那个弧度往上翘了几分。不是炫耀，是一个在商场上跟人抢了十几年项目、打惯了硬仗的老兵，在复盘自己的战果。

　　“她可以继续盯你的梢，继续查你的航班号，继续在你宿舍沙发上坐一整个下午。但有一件事她改变不了——我先到的。我薛晓华，在你苏维民的生命里，比苏晚早到了好多年。她排在我后面。”她把这句话说完，把脸重新埋进我的肩窝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是在确认什么味道。然后她把气缓缓吐出来，那股温热的气息顺着我的锁骨往下滑进衬衫领口里。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已经满足了。”她的声音闷在我肩窝里，听起来有些发瓮，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不是苏红梅，我不会跟别人分享同一个人还觉得无所谓。我也不是苏晚，我不会用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慢慢渗透。我薛晓华做事的方式就是——想要的东西，就伸手去拿。拿到了，就是我自己的。以后你要是跟别人在一起，那是以后的事。但今天——今天你在我这儿。”我听着她说完，沉默了几秒。然后我抬起手，把手掌贴在她后脑勺上，手指插进她散乱的头发里，轻轻揉了揉。

　　“薛晓华，你是个好女人，”我说，声音不高，但语气很认真，“你应该找个合适的男人，好好谈恋爱，好好结婚。不要把所有希望都放在我身上。我跟你说过——我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的过去你清楚，我的现在你也清楚。我欠的旧账还没还完，新的麻烦一个接一个地来。你没必要把自己绑在我这条船上。”薛晓华从我肩窝里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那层餍足的柔情还没散，但嘴角已经往下撇了。

　　“苏维民，你知不知道你这套台词对多少个女人说过了？”她把手指从我胸口拿开，在我面前掰着手指数，“苏红梅——你让她找个合适的男人，她不听。苏晚——你让她去找个男朋友，她也不听。现在你又来跟我说。你觉得我会听吗？”她把手指收回来，在我下巴上不轻不重地弹了一下。

　　“不会。”我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窗外暮色已经浓了，亨泰工地的塔吊臂上亮起了红色的警示灯，一明一灭。远处的市区灯火开始星星点点地亮起来，对面苏红梅那栋还在施工的大楼骨架在灰蓝色的天幕下只剩下一个暗沉的轮廓。

　　“天快黑了，”我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我得回去了。”薛晓华的身体在我身上微微一僵，然后她抬起头，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窗外。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手从我胸口上收回去，撑在沙发坐垫上，从我身上爬了起来。她赤着一只脚站在地板上，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那只高跟鞋，动作干净利落，没有一丝拖泥带水。她把高跟鞋套回脚上，然后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屏幕上最后一帧画面一闪而灭——那是国防部前游行的人群，横幅上“百年国耻”四个大字在屏幕暗下去之前短暂地亮了一下。

　　“维民，”她转过身，靠在办公桌沿上，双手抱在胸前，声音恢复了平时在会议室里的那个调子，“你是不是怕苏晚在你宿舍里等你？”我正从沙发上坐起来打领带，手指在领带结上顿了一下。

　　“不是怕，”我把领带结推到位，整了整衬衫领口，“是现在这个非常时期，被人说闲话了不好。你也知道——苏联那边刚出了那么大的事，苏将军马上要带兵去西伯利亚，苏晚是他的侄女，她的一举一动都有无数双眼睛看着。我是她的直接领导，又在同一个系统里，被人拍到什么不该拍的，对她不好，对我也不好。”薛晓华从办公桌上拿起我被揉皱的西服外套，抖了抖，走过来递给我。她没有反驳。

　　“那如果下次还想见呢？”她问。

　　“下次就去外面。”我接过西服，套上袖子，“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宿舍。找个不会被拍到的地方。但平时在公开场合，我们还是正常工作关系——薛总和苏市长，该握手握手，该开会开会。”薛晓华听完，点了点头。那个点头很干脆，没有委屈，没有不满，是一个成年人在权衡利弊之后干脆利落地接受了现实。

　　“行。”她说，然后把一只手指竖起来，嘴角浮起一丝狡黠的笑，“不过还有一件事。”“什么事？”“我能不能跟苏红梅炫耀一下？”我系扣子的手停住了。

　　“炫耀什么？”“炫耀你今天下午在我这儿。”她歪了歪头，眼睛里的狡黠更浓了，“你是不知道，今天早上苏红梅给我打那个电话的时候有多得意——‘晓华啊，维民昨天晚上在我这儿，我刚给他做了早饭送他出门’——那语气，那腔调，像是她打赢了仗似的。我当然不能把细节说出去，我就是想让她知道——你苏红梅有早饭，我薛晓华有下午茶。”我看着她的表情——那种洋洋得意的、恨不得现在就拿起电话的样子，完全不像一个身家几十亿的董事长，倒像一个抢到了糖的小女孩。

　　“除了我们刚才那件事不许说，”我把最后一颗扣子扣好，“别的无所谓。”薛晓华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放大了好几倍。她转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手机，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敲字。我不用看也知道收件人是谁。

　　我说完这句话，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苏红梅和薛晓华，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亨泰集团的掌门人，一个是华民集团的掌门人，年龄差了十几岁，在临江商场上斗了好多年——抢项目、抢资源、抢政策倾斜、抢临江第一民营企业的名头。亨泰要建六十层的总部大楼，华民就要建双子塔；亨泰要做商业综合体，华民就要做产业园。两个人谁也不服谁，谁都想压对方一头。但自从苏晚出现以后——自从这个京城苏家的千金大小姐以“秘书”身份空降到临江市府以后——苏红梅和薛晓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

　　这种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共同的敌人出现了。

　　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是一种更微妙的、心照不宣的竞争关系——苏晚代表了另一个维度的威胁。她比苏红梅年轻，比薛晓华家世好，比她们两个都更接近权力的核心，而且她有一个她们无法比拟的优势——她是被周教授和苏将军联手安插在我身边的，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宣告。苏红梅和薛晓华都清楚，如果苏晚成功了，她们两个都得出局。但如果她们两个当中有一个成功了，至少另一个人还能保留一部分——也许是商业上的合作，也许是私下里的情谊，也许只是周末在镇上那栋旧公寓里的一张木板床。

　　所以在苏晚这件事上，苏红梅和薛晓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团结。这种团结没有明说，没有签协议，没有任何公开的表态，但它体现在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行动上。亨泰和华民长期以来的互相撕咬，自从华民集团被恐怖分子袭击以后就开始缓和了。亨泰承接了华民新总部大楼的部分建材供应合同，华民把生物制药园区的一部分物流业务外包给了亨泰的子公司，两个女人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也不再互相拆台，偶尔还会在对方面前默契地帮我挡掉一些不怀好意的提案。

　　这些都是好事。至少在公事层面，是好事。

　　但有一件事让我头大。不是一般的大。

　　薛晓华把手机放下，走回来，从茶几上拿起我的公文包递给我。她的手在我的手背上停了一下，然后抬眼看我，表情忽然变得认真起来。

　　“维民，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你说。”“你知道苏红梅为什么讨厌江曼殊——不光是因为你，还因为江曼殊当年在临江的时候跟苏红梅在生意上有过节。我也讨厌江曼殊——不光是因为你，还因为她差点把你整个人生都毁了。苏晚也讨厌江曼殊——那是因为苏家的情报系统早就把江曼殊的底细查了个底朝天，苏晚比我们两个加起来知道得都多。”她说到这里，停了停，像是在组织措辞，“我们三个讨厌江曼殊，各有各的理由。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想什么？”“我在想——江曼殊现在已经走了，跟那个富二代去了新西兰，不会再回来祸害你了。但她留了一个问题给我们三个。苏红梅想跟你生个孩子，苏晚想跟你过一辈子，我想……我想什么你已经知道了。我们三个互相较劲，互相提防，互相炫耀，但归根到底——我们三个都怕同一件事。”她握了握我的手。

　　“我们都怕你还放不下她。”我看着她，没有回答。落地窗外，临江的夜色已经完全铺开了。亨泰工地的塔吊臂上那盏红灯还在有节奏地一明一灭，远处的市区灯火连成一片，像倒扣在地面上的银河。双子塔的玻璃幕墙映出办公室里我和她的影子——她站在我面前，一只手握着我的手，另一只手指尖还残留着刚才绕我领带时沾上的体温。

　　薛晓华的那句话在我耳朵里转了好几圈，像一颗石子投进井里，过了很久才听到井底传上来的那一声闷响。

　　关于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这三个女人斗得再凶，互相使绊子、炫耀、试探底线，但在讨厌江曼殊这一点上，她们的态度出奇地统一，像三条从不同方向流过来的河忽然汇进了同一条河道。苏红梅讨厌她，不光是因为我，还因为当年母亲在临江的时候跟亨泰在生意上有过直接冲突——母亲帮别人撬过亨泰的墙脚，苏红梅记仇记到现在。薛晓华讨厌她，是因为亲眼看着母亲把我拖进一个又一个泥潭，她却不能替我铲平那些烂摊子。苏晚讨厌她，是因为苏家的情报系统把母亲的底细翻了个底朝天，连她当年在上海做“学生”时接触过哪些人都查得一清二楚。三条河，汇成同一股浊流。

　　但不止这三条河。是整整一片海。

　　我那群神通广大的师兄师姐们——大师兄在德国做完访问学者回来以后现在已经是某个跨国企业的亚太区负责人，二师兄在上海交大从副教授升到了教授还兼着学院副院长，三师姐在深圳把公司做上了市，小师弟在省发改委从科员一路提到了处长——他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能见到我的场合，都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个意思：那个女人配不上你，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市政府里的同僚也一样。那些表面上对我客客气气、开会时一口一个“苏市长”的人，转个身进了茶水间，声音就会压低了三分。不止一次，我的秘书——在苏晚之前的那几任——会在整理文件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份匿名举报信的复印件夹在会议材料里递到我手上。举报信的内容大同小异：临江市市长苏维民，其配偶江曼殊曾长期从事色情服务行业，与多名身份不明的境外人员保持不正当关系，并在与苏维民婚姻存续期间公然与新加坡籍男子罗某同居，现已随该男子出境。举报信的落款永远是“一个关心临江政治生态的普通干部”或者“一个希望组织严肃纪律的老党员”。

　　我从来不查这些信是谁写的。因为查不过来。临江官场里看我不顺眼的人太多了——被我动过蛋糕的、被我压过提拔的、被我当众驳过面子的、被我在常务会议上否过方案的。他们拿我的政绩没办法，就拿江曼殊这三个字当刀使。每次提拔公示期，每次评优评先，每次省里来人考察，这把刀就会被从某个抽屉里翻出来，擦一擦，重新捅一次。“苏市长的前妻是个做鸡的”——这句话在临江官场的暗处流传了好几年，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被添了多少油加了多少醋。有人说她不是做鸡，是妈妈桑，手底下管着几十个姑娘。有人说她不是跟富二代跑了，是跟新加坡黑帮老大的儿子跑了。有人说她走的时候卷走了我的全部积蓄，所以我现在还住在市府宿舍里。

　　这些流言，我一个字都不信，也一个字都不辩。因为一旦辩了，就等于承认了这些话题值得讨论。而一旦承认了值得讨论，他们就会挖得更深。

　　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周教授。

　　老头在交通大学带我的时候，是个出了名的暴脾气。他可以在课堂上当着上百号人的面把一个答错问题的研究生骂到哭，也可以在办公室里把一篇不合格的论文摔在地上让学生一页一页捡起来。但他对我，从来都是最温柔的。我是他带的时间最长的学生，也是他最得意的门生——至少在他知道江曼殊之前是这样。

　　他知道以后，一切都变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第一次被他逼着谈这件事的场景。那时候我还在临江市委办公室当副主任，老头从上海专程飞到临江，在市委招待所里堵住了我。他把一叠材料拍在茶几上——不是打印的，是手写的，几页信纸，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母亲在上海的“从业经历”，不知道是哪个神通广大的校友帮他查的。他指着那叠材料，手指在发抖：“维民，你告诉我，这上面写的，哪一条是假的？你说得出来一条，我现在就把这些东西烧了，给你道歉。”我一条都说不出来。他等了我一分钟，然后把那叠材料抓起来塞进公文包，站起来，一脚踢翻了茶几旁边的废纸篓。“你糊涂！”那是他第一次骂我。

　　后来他骂我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我从市委办副主任提到市政府秘书长，他在电话里骂。我从市政府秘书长提到副市长，他飞到临江来骂。我从副市长提到市长，他那时候已经调到了中央，在某次省部级干部研修班上把我单独叫出来，在走廊尽头压低声音骂了整整四十分钟。拍桌子、砸水杯、脸红脖子粗——这些场面在那些年里反复上演。

　　但最让我忘不了的是那一次。老头已经是国家级领导了，国务委员，名字后面跟的职衔多到一张名片印不下。他到省里视察，行程安排得很满，但还是专门挤出一个晚上，在省委招待所的小餐厅里安排了饭局。饭局上全是熟人——大师兄正好回国出差，二师兄从上海飞过来，小师弟从省城开车过来，还有几个在不同部委和省直机关任职的师门同学。老头一开始心情不错，谈国际形势、谈经济政策、谈临江的产业升级，还当着一桌子人的面夸我：“苏维民在临江搞的那个生物制药产业园，思路对头，有前瞻性。地方干部里能有这个眼界的不多。”大师兄给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老爷子今天高兴，你就顺着他说。

　　后来气氛开始不对，是在菜上到第七八道的时候。老头放下筷子，端起酒杯，没有喝，只是转着杯子看里面挂壁的酒液。同桌的人还在聊着别的话题，但大师兄已经注意到了老头的表情——大师兄是最会看脸色的，他立刻安静下来，给二师兄使了个眼色，二师兄又踢了小师弟一脚。不到十秒，整张桌子鸦雀无声。

　　老头等所有人都不说话了，才把酒杯放下，抬头看着我。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那双眼睛还是当年在交大讲台上一样的锐利。他问了一句：“维民，你那个老婆，离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没有任何预兆地抓起桌上的分酒器，手腕一翻。大半杯茅台，带着酒液特有的黏稠和浓香，劈头盖脸地泼在我脸上。酒液溅进我的眼睛，火辣辣地疼，顺着我的脸颊淌下来，滴在我那件当时还是新买的深蓝色西服上。一桌人全都愣住了。啤酒杯停在半空中，筷子掉在地上滚了两圈。没有人敢动，没有人敢出声。小师弟的脸色白得像纸。

　　“你——”老头把分酒器往桌上重重一顿，酒液从杯口晃出来，溅在白色桌布上，晕开几团深色的印子，“你是要她毁了你一辈子才甘心是不是？”大师兄最先反应过来。他站起来，一只手按住老头的肩膀，另一只手迅速把桌上的酒瓶和分酒器全都收走，动作熟练得像排练过无数遍。二师兄递给我一张湿毛巾，我没有接。我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酒，站起来，给老头鞠了一躬，说：“教授，您说得都对。我会认真考虑。”然后我转身离开了餐厅。

　　走廊里很安静，脚下的地毯吸掉了所有脚步声。我走到电梯口，按了几下按钮，手指在发抖。不是因为愤怒，是因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被反复碾压了无数次之后的钝痛。我知道老头是为我好。他这辈子花了多少心血在我身上，从交大的课堂一路教到官场的实践，把我从一个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的穷学生培养成全省最年轻的市长。他不能接受他最得意的门生因为一个女人的关系，在某一天被组织审查、被政敌利用、被历史定论——这是他的原话。他的方式粗暴到了极点，但他的用心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半分。

　　大师兄也逼过我离婚。但他的方式和周教授不一样。大师兄不拍桌子不泼酒，他是那种笑着跟你说话但每句话都带钩子的人。那年他刚当上某跨国企业的亚太区负责人，来省城谈一个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投资项目，项目规模很大，省里好几个城市都在抢。他专门到临江来找我，在我办公室里坐下，翘着二郎腿，喝着杯里我亲手给他泡的龙井，跟我说：“维民，这个项目我可以放临江。投资额十二个亿，上下游带动的就业和税收你自己算。但我有一个条件。”他顿了顿，把茶杯轻轻搁在桌上，“你跟江曼殊离婚。你一天不离，这个项目我一天不落临江。”我当时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温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洞悉一切的沉稳。他不是在威胁我，他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逼我做他认为正确的决定。他比周教授更难对付，因为周教授的招数你还能接住——大不了就是挨一顿骂，挨一杯酒，挨几次拍桌子。但大师兄的招数你接不住，因为他手里攥着的东西是真金白银的、能影响临江几十万老百姓饭碗的项目。他在逼我做选择题：选江曼殊，还是选临江。

　　“大师兄，”我说，“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他笑了笑，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要是连这道选择题都做不对，就白费了老师这些年教你的东西。”后来他还是把项目放在了临江。但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遗憾：“维民，你知道我为什么最后还是选临江了吗？不是因为你不离婚我就心软了，是因为你们临江的产业园配套确实比别的地方强。那个女人差点毁了你们临江的一次重大招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类似的事还发生过很多次。三师姐在深圳的公司上市以后，有一年到临江来考察，在我办公室里聊了没几句就把话题拐到了老路上。她的方式和大师兄不同，她不威胁，她只是叹了口气，说：“维民，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也是我见过的最傻的人。聪明在做事，傻在看人。”我没回答。她又叹了口气，站起来，说了一句：“算了，我不劝了。劝了这么多年也没用。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些人——我的老师，我的同门，我的同僚，我的红颜知己——他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江曼殊不是好东西。他们不知道母亲和我的真正关系。他们不知道她是我的继母，不知道她在我父亲去世后把我养大，不知道她当年在上海从事风俗行业是为了供我读书，不知道她嫁给我是天知道什么复杂的原因。他们只知道一个事实：苏维民娶了一个做鸡的女人，这个女人年龄比他大很多，和恐怖分子有牵连，最后抛弃他跟一个富二代跑了。这个事实已经足够让他们做出所有判断。

　　我不怪他们。换了我在他们的位置，我大概也会劝那个叫苏维民的人趁早离婚。但理解归理解，那种被所有人包围着、被所有人在耳朵边上反复重复同一句话、被所有人在所有可能的场合用所有可能的方式逼迫你做同一件事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像被关在一个没有门窗的房间里，墙壁上只有一面不断重复播放同一段录音的扩音器。你堵不住它，你关不掉它，你逃不出去。

　　从华民总部双子塔的旋转门里走出来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临江的夜晚没有新加坡那种赤道式的闷湿，也没有广州那种稠密的灯火，而是一种被工业城市特有的粗粝感裹住的、带着油烟和尘土气息的夜幕。路灯刚亮不久，橘黄色的光打在柏油路面上，把路面上的裂缝和修补痕迹照得清晰分明。对面亨泰工地的塔吊臂上那盏红色警示灯还在有节奏地一明一灭，工地上已经停了工，只有几盏探照灯还亮着，把裸露的钢骨架照得苍白。

　　我站在台阶上，把西服扣子重新系好，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气。空气里有远处夜市飘来的孜然味，混着柏油路面散发出的白日余热，还有一丝从更远处工业区飘来的淡淡的焦煤味。这些味道混在一起，不香，但熟悉。

　　刚走下台阶，手机在口袋里震了。

　　我掏出来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来电显示。那是一个北京的区号，后面跟着一串数字，号码段不是普通公务电话，也不是私人手机，而是那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属于某个中央部委直属办公室的加密座机号段。我在临江这些年，接过无数电话，但这个号段我只见过屈指可数的几次——每一次都跟一个人有关。

　　而到目前为止，我熟悉的、能直接让秘书拨我私人手机的中央首长，除了前两天刚在新闻里看到要去西伯利亚维和的苏烈钧将军，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我深吸一口气，把手机贴到耳边。

　　“您好，我是苏维民。”

　　“苏市长您好，我是周副总理办公室的张秘书。”那边传来的声音年轻而不轻浮，带着京城大院特有的那种咬字清晰、节奏沉稳的语调，每一个字都像是被尺子量过，“根据首长近期工作安排，下周首长将前往贵省视察经济工作，期间计划在临江市停留一天。具体行程包括听取临江市政府关于重金属提炼产业升级和生物制药产业园区建设情况的汇报，实地考察华民集团和亨泰集团，并与基层干部座谈。请临江市方面按照相关接待规定做好准备工作。”

　　我站在原地，把电话换到另一只手上，从公文包里摸出一支笔和一个小记事本，飞快地在记事本上记了几个关键词——华民、亨泰、座谈会。周老头要来临江了。不是随便来看看，是正式的、带着一整支调研组的那种视察。行程安排具体到了每一家企业、每一场汇报，这意味着老头来之前已经把临江的材料翻了个遍。

　　“收到。请转告首长，临江市将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做好接待工作，汇报材料会在两天内送省里预审，考察点的前期准备工作明天启动。”我顿了顿，补了一句，“另外——请转告首长，临江的干部都很想念他。”

　　张秘书嗯了一声，声音里带了一丝极淡的笑意，像是知道我这句话里藏着的东西远比字面多。“苏市长，首长还有一个口信让我转达。”

　　“请说。”

　　“首长说——‘让维民把汇报材料准备好，但不用太紧张。上次在省里泼他的那杯酒，我早就不记得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收紧了半寸。老头让秘书转达这句话，意思太多了。他说他“不记得”，意思是他记得比谁都清楚。他说“不用太紧张”，意思是这次来临江，公事要谈，私事也要谈。他用一句半开玩笑的话，把上次饭局上那杯茅台的尴尬抹平了，但他没有说“算了”——他只是说“不记得”。

　　“谢谢张秘书，首长的话我一定认真领会。”我说。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回口袋。台阶下面几个正在巡逻的安保看见我站在门口不走，往这边多看了两眼，认出是我之后又转了回去。我把记事本合上，站在台阶上，看着远处临江市区星星点点的灯火。一辆摩的在非机动车道上突突突地驶过，骑手戴着耳机在打电话，声音被风吹散在夜色里。

　　过去一般老头都是亲自打电话的。从交大时期到我在临江刚起步那几年，他每次要见我，都是直接用他那个老掉牙的红色座机拨我的手机，电话接通以后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喊名字——“苏维民！我下周到你那边去一趟。”后来他调进中央，升了国务委员，又升了副总理，这种直接拨电话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了。级别越高，规矩越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拍脑袋就打学生电话了。但每次他通过秘书安排行程，都会让秘书在最后加一句“首长让您方便的时候给他回个电话”，那意思就是——公事归公事，私事归私事，回电话的时候就不是副总理和市长了，是老师和学生。

　　上次泼了我一脸茅台之后，这句“让您方便的时候回个电话”就没有了。老头没有再主动给我打过电话，连让秘书转达的口信都变得公事公办，不再夹带任何私人情绪。他只是隔三差五让师兄弟们帮忙带个话。大师兄转达的是“让他别老是加班，身体要紧”，二师兄转达的是“听说临江的产业园不错，让他把材料寄一份到北京”，小师弟转达的是“师兄，老师说上次那酒太猛了，但他嘴硬，死活不肯道歉”——小师弟那张嘴向来最不把门。这些带话都有同样一个潜台词：老头还在生气，但气归气，他还是我的老师，还是在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这一次他亲自派秘书通知视察行程，还让秘书带了一句“那杯酒早就不记得了”——这句话本身就是在说，他打算借这次视察把之前的不愉快翻篇。但翻篇之后呢？

　　作为国家领导来视察地方，我是不慌的。临江的GDP增速在全省排前三，重金属提炼产业的产值连续十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生物制药产业园一期已经入驻了二十几家企业，华民和亨泰作为临江两大民营旗舰，各项指标都经得起查。西服是合规的，票据是齐全的，汇报材料我心里早就有了框架。老头在考察点现场问什么刁钻问题我都不怕。

　　我唯一担心的，是老头这次来又要撮合我和苏晚。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压不下去了。老头这辈子对自己认准的事从来不死心，而撮合我和苏晚是他认准了快十年的事。当年在交大的时候他就是这个主意，后来我选了母亲他气得半死，再后来他把苏晚从北京调来临江放在我身边当秘书，每一步都像是他预先布好的棋。现在母亲走了，档案上我已经是单身，在老头眼里，这盘棋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收官的时候。他这次来临江，行程表上写的是“听取汇报”“考察企业”“与基层干部座谈”，但在我心里，那张行程表的背面一定用看不见的墨水写着四个字——验收成果。

　　我把记事本和笔收进公文包，在台阶上站了几秒，然后迈步往下走。周铁军在大门口值班，看见我走出来，朝我点了下头。我抬手示意了一下，算是告别。夜风从街对面吹过来，带着混凝土搅拌站飘出来的水泥粉尘味和远处不知谁家阳台上晾着的衣服被风吹动的窸窣声。

　　我得回宿舍一趟。不是因为苏晚可能在——她已经走了，她说“早点回来”之后就拎着那个LV纸袋出了门，她的习惯是话说完了就不会在原地逗留，不会像薛晓华那样趴在门口等。但我得回去把汇报材料的大纲拉出来，明天一早让办公室往省里报。而且刚才在薛晓华办公室里那场折腾，衬衫后背又湿了一遍，新西服袖子上沾了真皮沙发上的皮革护理油，得回去换一套。

　　我走到路边，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这次没打摩的——市长坐摩的白天还能说是亲民，晚上坐了人家看不清你是谁，反而容易出事。出租车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收音机里放着评书，单田芳的沙哑嗓音在车厢里回荡。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眼熟，但没认出来，只是问：“老板去哪个方向？”

　　“市府宿舍。”

　　车子驶过老城区的时候，我透过车窗往外看。街道两旁的店铺已经关了大半，只剩几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和烧烤摊还亮着灯。烧烤摊的炭火在夜色里发出暗红色的光，油烟顺着铁皮烟囱往上飘，几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围在塑料桌前喝啤酒，脚边趴着一条懒洋洋的土狗。这些场景和我几年前刚当市长时一模一样——临江的夜晚是属于这些人的，不是属于双子塔和玻璃幕墙的。周老头要看发展数据，我能给他背得一字不差。但他如果想看真正的临江，应该在这个点来这条街，在烧烤摊旁边坐一会儿，闻一闻孜然和炭火的味道。

　　车子拐上市府宿舍门前那条栽了两排行道树的窄路。车灯光柱扫过路缘，一只野猫从垃圾桶后面蹿出来，消失在墙角的暗处。我付了车费，拉开车门走出来。楼道口的声控灯今天早上被苏晚换了新的灯泡，我这会儿咳嗽了一声，那灯就亮了，乳白色的光照在楼道口那扇生了锈的铁门上，把铁门上贴着的“创建文明社区”标语照得发白。

　　我用钥匙开了门，客厅里黑漆漆的，没有开灯。苏晚走了。窗帘还是下午她拉上的那个位置，沙发上被她重新拍过的靠垫还鼓鼓地立在原位，茶几上她留下的那瓶矿泉水我喝了一半。空气里那股极淡的白茶清香还没有散干净。我把灯打开，在玄关换了拖鞋，走进卧室，从衣柜里翻出一件干净衬衫。旧衬衫袖口上那几块铁锈色的印子还在，被洗衣液泡过无数次之后已经淡了很多，但在白色面料上依然依稀可辨。在薛晓华办公室折腾了一下午，身上那件的后背已经被汗浸透了，贴在皮肤上黏得难受。

　　我把旧衬衫搭在椅背上，拿起干净的那件刚套上袖子，正在系扣子，手机又在口袋里震了。

　　我掏出来一看——还是北京的区号，但不是刚才那个加密座机号段，而是另一个号码。我盯着屏幕看了两秒，脑子里迅速排除了几种可能性。不是周教授的秘书——秘书刚才已经通知完了，不会再打。不是苏将军——苏将军现在大概在沈阳军区做出发前的最后部署，没空给我打电话。那还能是谁？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屏幕上那个北京区号的号码在黑暗中亮得刺眼。窗外远处有一辆垃圾车正在收垃圾，铁桶碰撞的声音隔着玻璃传进来，闷闷的。我刚换上的干净衬衫领口还没翻好，衣领翘在脖子后面，被夜风从没关严的窗缝里灌进来，凉飕飕的。

　　“您好，我是苏维民。”我把电话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腾出双手把领口翻下来。

　　那边传来的是一个平稳、克制、没有任何多余情绪的声音，这种声音我在官场上听过很多次——不是那种装出来的严肃，而是被训练过的、把每一句话都当成保密文件来对待的声音。“苏市长您好，我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下周我将随同首长到临江视察，相关事项省委会提前通知您。今天这通电话，是想提前跟您沟通一件涉密事项。”

　　他顿了顿，确认我没有插话的意思，才继续说下去。“您有一位在交通大学时期的同学，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万诺娃，中文名伊薇。她目前担任临江市三家国有企业在欧洲的联合总代理，同时是您和江曼殊女士的儿子的监护人。根据我们的档案，她的父亲是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后流亡海外的反对党——全俄民主联盟——的核心成员，该党目前在法国、德国和波罗的海三国仍有活跃组织。近日军方针对西伯利亚的维和行动遭到了部分苏联自由派流亡人士的公开反对，他们在欧洲议会和几个主要国家的媒体上发起了针对中国维和行动的舆论攻势。中央需要您利用好与伊薇女士的个人关系，尝试通过她接触该圈层，了解其组织架构、核心诉求和下一步行动计划。”

　　他停了一拍，声音压低了些许。“这不是正式的任务下达，正式指令会通过省国家安全厅的同志向您当面转达，并全程提供必要的支援和保障。今天这通电话，只是提前让您有个准备。”

　　我把领口最后一颗扣子扣好，走到窗边，伸手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的街道空空荡荡，路灯昏黄的光打在行道树的叶子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宿舍楼下停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车顶积了一层灰，看不出在上面停了多久。我盯着那辆车看了几秒，然后把窗帘拉回原位。

　　“我明白。我会做好准备。”我说。

　　电话挂断了。我站在窗前，手里攥着手机，屏幕慢慢暗下去。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墙上那只老式挂钟的秒针在咔哒咔哒地走，和我胸腔里心跳的节奏。

　　薇拉。

　　我把这个名字在舌尖上滚了一遍，像在翻一本很久没打开过的旧相册。交大时期的薇拉——那时候她还叫伊薇，中文说得比大多数中国学生都标准，但偶尔会在卷舌音上露出一点东欧口音的尾巴。她是中苏混血，父亲是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的外交官，母亲是上海本地人。她在交大学国际贸易，和我同届不同系，是在周教授的国际经济政策研讨课上认识的。她那时候总是坐在阶梯教室的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桌面上摊着一本俄文原版的《资本论》，书页的边角被她用铅笔写满了批注，密密麻麻的斯拉夫字母在日光灯下像一排排整齐的蚂蚁。

　　她不怎么说话，但每次提问环节都会用最简短的话问出最难回答的问题。有一次老头在课上讲休克疗法对东欧经济的冲击，她举手站起来，用三句话指出了老头数据模型里一个被忽略了半年的变量偏差。整个教室安静了五秒，老头摘下眼镜擦了擦，说了句“好”。

　　后来我知道她是苏联外交官的子女，再后来知道她父亲在八一九事件之后因为属于反对叶利钦的派系而被迫流亡。那场事件里，苏联的保守派没能阻止叶利钦上台——但几年以后，叶利钦自己也没能坐稳。他的激进私有化政策导致了恶性通胀和寡头垄断，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亚佐夫元帅在最高苏维埃的支持下推翻了叶利钦政权，建立了以军人技术官僚为主导的新政府，取缔了一批亲西方的自由派政党。薇拉的父亲所属的全俄民主联盟就是被取缔的党派之一，核心成员遭到逮捕或流亡，她父亲带着全家人辗转经波罗的海逃到了法国。薇拉没有跟去。她留在了中国，留在临江，用自己手里那点残余的外交人脉和精通中俄英法四国语言的能力，帮临江的企业把产品卖进了欧洲市场。那是临江制造业第一次直接接触到欧元计价的订单。她不需要参加任何招投标，不需要走任何灰色渠道，只要一封邮件、一通电话、一次在巴黎某家酒店大堂里的面对面会谈，就能把订单拿下来。临江出产的服装、玩具、电子零件，还有后来逐渐成规模的化工产品和稀土金属，之所以能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薇拉的贡献功不可没。

　　从私人角度看，我更感谢她的不是那些订单和外汇，而是另一件事。

　　她是我和江曼殊唯一儿子的监护人。

　　这个选择说来无奈，但我别无选择。当年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还在市政府办公室当副主任，每天加班到深夜，回到家只能睡五六个小时。江曼殊——母亲——在孩子出生后表现出了一种让我费解的反复无常。有时候她会把婴儿抱在怀里，坐在沙发上唱上海滩的老歌，一唱就是一个多小时，眼睛里有我从没见过的温柔。但更多的时候，她会突然把哭闹的孩子往我怀里一塞，换上一身紧得勒出每一道曲线的裙子，涂上正红色的口红，摔门而去。她不会说去了哪里。我在凌晨一点接到过她在酒吧打来的电话，背景音是一群男人划拳的喧嚣和电子音乐的鼓点；也接到过夜总会老板打来的电话，说“苏先生，您太太喝多了，麻烦来把人接走”。最让我心脏停跳的一次，是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说她在某个地下赌场里被临检的民警带走了，因为同桌的几个男人涉嫌设局诈骗。我去派出所领人的时候，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披着我的旧衬衫，头发散乱，眼线晕成了两个黑圈，看见我来了，她对我笑了笑，说了一句“维民，你来啦”——语气平淡得像是在家里等我下班。

　　这些都不是最让我崩溃的。最让我崩溃的是，她每次离家出走，都带着孩子。

　　她会把还不会走路的婴儿用一块印花背带绑在胸前，踩着她那双细带高跟鞋，叫上一辆出租车，去上海看男模表演。她去什么地方，孩子就在什么地方。酒吧的霓虹灯照在婴儿脸上，夜总会的重低音震得婴儿哇哇大哭，赌场的烟味呛得婴儿不停咳嗽。我每次去接人的时候，看见的不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我看见的是一个被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折磨到灵魂扭曲的女人，而那个女人的怀里裹着我的儿子。我接过孩子的时候，婴儿的衣服上全是烟味和酒味，有时候还沾着不知道哪个男人留下来的古龙水香味，而江曼殊已经靠在出租车后座上睡着了。

　　这种极端不正常的氛围对小孩的成长是不好的——这是我能对自己说出的最克制的表述。事实是，如果让孩子继续待在她身边，我不知道他长到懂事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我做了那个决定。当薇拉把临江的产品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之后，我跟她谈了一次。不是以同学的身份，也不是以市长和供应商的身份，而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父亲对唯一信得过的人托付自己最重要东西的身份。

　　“薇拉，帮我把孩子带到法国去。那边有好的学校，有安全的社区，有不会半夜把他从床上拽起来带去看男模表演的环境。我可以付抚养费，付学费，付所有费用——”

　　她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没让我继续说下去。“苏维民，我不用你的钱。公司在你手里，公司在欧洲的利润由我打理。每一笔利润分成够孩子用的了。”

　　她说不用就不用。这些年，汇丰银行的转账记录每一个季度都会准时寄回临江，和转账记录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张表格——格子线画得整整齐齐，法文和中文双语对照，欧洲办事处的房租、人工、税费、市场推广费用，每一笔都列得清清楚楚。表格最下面一栏是“可支配利润余额”，那个数字每年都在增长。她把这些钱的一部分用于扩大欧洲市场的渠道网络，另一部分存进了孩子名下的教育基金账户，剩下的全部汇回临江。她从来没有跟我要过一分钱抚养费。没有在电话里提过一次“维民，孩子要上个钢琴课，需要多少多少”。没有暗示过欧洲物价上涨需要补贴。没有。一次都没有。

　　这些事，江曼殊都知道。送走儿子之后，她开始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和各种男人制造绯闻。先是李伟芳——她在临江电视台时的老同学，后来去了新加坡发展。他们两个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有一次我出差提前回家，发现客厅茶几上放着两只喝了一半的红酒杯，烟灰缸里有被碾灭的女士薄荷烟烟头。李伟芳不是最后一个。后来还有个摄影师，据说是在上海认识的，留着络腮胡，专门拍那种昏暗灯光下的裸体艺术照。母亲做过他的模特——不是那种穿衣服的模特。他们的关系持续了大半年，直到那个摄影师因为非法持有毒品被上海警方拘留，这段关系才无疾而终。

　　对此，我一次又一次地原谅她。她回来，我就把沙发铺好，把热水的温度调到她刚好喜欢的六十五度，把她第二天要换的衣服叠好放在床尾。我不问她去了哪里，见了谁，做了什么。因为我问不出口——问了她也会说，那种轻描淡写的、带着几分挑衅几分揶揄的语气，像是在说你管得着吗。与其听她用那种语气说出我不想知道的答案，不如不问。

　　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手机屏幕上的时间从十点跳到了十点十二分。窗外的街道已经彻底空了，那辆白色面包车还停在原地，车顶的灰尘还在。我伸手把窗帘拉严，转过身走回书桌前坐下，从公文包里掏出记事本，翻到新的一页，用钢笔在页首写下：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万诺娃——下周随团回京，需提前沟通。然后我把笔帽拧好，将记事本合上放在台灯下面。台灯的灯泡是暖黄色的，照在深蓝色的封面上，把封面烫金的“临江市人民政府”几个字映得发亮。儿子现在大概上小学了，不知道他这些年有没有怪过我，也不知道薇拉作为监护人，会怎么跟他解释他的身世。

　　我坐在书桌前，台灯的光照在记事本上，“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万诺娃”那一行字被暖黄色的灯光打得微微反光。钢笔搁在本子旁边，笔帽还没拧上，笔尖的墨迹已经半干了。我把笔帽拧好，往椅背上一靠，椅子发出吱嘎一声闷响。

　　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一个让我忍不住摇了摇头的念头。我认识的女人，有一个算一个，不管是什么国籍、什么背景、什么性格，在讨厌江曼殊这件事上，意见出奇地统一。苏红梅讨厌她，薛晓华讨厌她，苏晚讨厌她，我那些师兄师姐师弟们讨厌她，周老头讨厌她讨厌到了当面泼我一脸茅台的程度。而现在我忽然发现，连薇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精通四国语言、情绪控制力强到能在枪林弹雨里面不改色签完合同的混血女人——也讨厌她。

　　不，不是“也讨厌”。是“尤其讨厌”。

　　薇拉从来没有当着我的面说过“我讨厌江曼殊”这句话。她不是会说这种话的人。但她看母亲时的眼神，和她看一份做错了账的财务报表时的眼神，是同一款——那种微微蹙起眉尖、嘴唇抿成一条直线、灰绿色的瞳孔里闪过一丝被冒犯了的职业尊严感的眼神。那眼神只停留一瞬，然后就被她惯常的平静表情盖过去，但你只要见过一次，就不会忘记。

　　事情要从那年母亲去欧洲“商务考察”说起。那时候临江外贸集团刚在欧洲打开局面，薇拉作为联合总代理，每年会组织几次正式的商务考察活动——看展会、拜访客户、考察仓储物流中心，行程排得密不透风，通常一周要跑三四个国家，连在车上吃三明治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个考察团的名额。她当时用的名义是“临江电视台随行记者”，任务是拍摄一部关于临江企业走向欧洲的专题片。这个名额不是薇拉批准的，薇拉当时在巴黎筹备一个重要的签约仪式，考察团的人员名单是由国内的外贸集团办公室直接报上去的。等薇拉拿到最终名单的时候，母亲已经在戴高乐机场落地了。

　　结果所谓的“随行记者”，一条新闻也没发回来。薇拉后来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语气极其克制，只是简单说了一句：“江女士在巴黎的行程和考察团不太同步。”她的中文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显得过于精准——“不太同步”——这四个字翻译成正常人的话就是：她根本没去考察。母亲在巴黎待了三天，每天早出晚归，考察团的车在酒店门口等她，她从来不出现。带队的负责人急得嘴角起泡，因为每天的行程都是提前和客户约好的，临江的外贸业务刚起步，信誉就是一切。而江曼殊——她不是去谈生意的，她是去享受巴黎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天她在老佛爷百货买了多少东西。她把临江外贸集团的商务考察经费当成了自己的购物预算，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刷出了一长串账单。更让我太阳穴突突直跳的是，她在尼斯海滩上被拍到了和几个法国男人举止亲密，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男人骑着摩托艇带她冲浪。那张照片被人匿名寄回了临江市委办公室，信封上只写了“苏维民收”。我当时拆开信封看到照片的时候，手指捏着照片边缘，指节慢慢发白。不是因为嫉妒，是因为我知道——这笔账最后得有人来平。

　　果然，外贸集团的财务被省审计厅查了。那笔被滥用的商务考察经费，账面上是“差旅费超标”和“非公务支出”，审计意见写得很客气，但每一行字的背后都是一个意思：这笔钱不能公家出。我把自己的工资卡拿出来，对着那些账单一项一项地算。总共补进去将近一年的工资。负责审计的老科长坐在我办公室沙发上，看着我签字，眼圈都红了，说：“苏市长，这不合规矩，这又不是你花的钱。”我说：“老张，把字签了，别让底下的人为难。”他叹了口气，还是签了。

　　薇拉知道这件事。她在巴黎有办事处，那些账单里有好几张就是她的人先从商家那边截住、代付了再找我报销的。但她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说过一句评价江曼殊的话。她只是在下一季度的财务报告里多附了一页纸，上面用法文和中文并排写着一段话，措辞彬彬有礼、滴水不漏，大意是：临江驻欧办事处将严格规范商务考察的审批流程，非办事处的在册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办事处名义进行商务活动，过去本季度中发生的不规范情形已予纠正。没有指名，没有道姓。但每一个字都是针对谁的，我心知肚明。

　　母亲也心知肚明。所以她冲到薇拉的办公室去闹了。

　　薇拉当时在临江有一间临时办公室，设在原临江电视台那栋老楼里——她早年在临江电视台做过国际新闻的主持人，那间办公室是她当年用过的，后来改成临江外贸驻欧联络处。母亲不知道是怎么找到那个地址的，那天下午三点多，她踩着高跟鞋，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包臀裙，径直推开了薇拉办公室的门，连前台都没让通报。办公室里还有两个年轻的女文员在整理报关单，被她吓了一跳。母亲把手袋往桌上一摔，指着薇拉的鼻子开始骂。她骂薇拉是勾引我的婊子，说薇拉借着在欧洲的机会对我图谋不轨，说薇拉是用外国人的身份来破坏我们的婚姻、用公司的钱在欧洲逍遥自在。她骂了很多，语速很快，声音很大，走廊里都能听见。

　　薇拉当时什么都没说。她只是放下手中的钢笔，从办公椅上站起来，用手势示意那两个吓得不知所措的女文员出去，然后按下内线电话的免提键，用她一贯平稳的语调说了一句：“叫保安上来一下。”整个过程，她既没有回骂一句，也没有给脸色看。后来周铁军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正好在华民集团跟薇拉谈一笔稀土出口欧洲的运输合同，路过那间办公室的走廊，隔着门听见了里面的动静。

　　“苏市长，”周铁军当时靠在巡逻车上，点了一根烟，摇了摇头，“伊薇那个女人不是一般人。你老婆骂她骂成那样，她出来的时候脸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倒是那两个女文员，一个在茶水间里哭，另一个手还在发抖。你说她得多能忍？”

　　我问他后来呢。

　　“后来？后来她继续把那份运输合同谈完了。一字不改，一条不让。谈完了她说，‘周先生，能不能麻烦你们华民的安保团队额外安排一辆车，送我们那两个受惊的女员工回家。今天下午的事属于私人纠纷，我不会追究，但希望以后这种情形不要再发生。’就这，没了。”

　　但母亲没有就此收手。她在临江待了几天，又去了一次薇拉的办公室，这回是傍晚，文员都下班了，只有薇拉一个人在加班。母亲这回不骂了，她换了一种方式——她坐在薇拉对面的椅子上，翘着二郎腿，脸上挂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极其从容的微笑，问薇拉：“你帮我带儿子，是不是想让他叫你妈妈？”

　　薇拉后来在电话里跟我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声音里头一次出现了一丝我听不懂的情绪。她说：“维民，你让江女士放心。我对你没有任何企图。我帮你带孩子是因为你不容易，不是因为我想取代谁。”她把话说到这里就停了。她没有要求我处理这件事，没有要求我跟母亲摊牌，甚至连一句抱怨都没有。但我听出来了——那丝我听不懂的情绪，不是愤怒，不是委屈，是一种被冒犯了尊严之后还要维持体面的、极其辛苦的克制。

　　而所有这些——从巴黎的账单到办公室的谩骂——都没有影响她每隔一季度准时把利润汇回临江。外汇通过汇丰银行进来，每笔都有据可查。欧洲办事处的运营成本，她每年都在压缩，自己的工资十年没涨过，出差住宿永远控制在公司标准以内，连在布鲁塞尔请客户吃饭的小票都附在报表后面。而临江市政府用这笔宝贵的外汇储备做了什么——引入外资产业园、引进德国汽车配件生产线、扶持本土电子代工产业集群、上马生物制药中试平台、改造老城区地下管网和三条主干道市政工程。这些项目的启动资金里，都嵌着薇拉从欧洲汇回来的每一欧元。

　　我把记事本翻到下一页，在空白处写下一行字：薇拉——下周随团回京，当面道谢。

　　写完这行字，我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台灯光圈里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这些女人——苏红梅、薛晓华、苏晚、薇拉——她们每一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对我好。有人给我做早饭，有人给我挡子弹，有人查我的航班号，有人帮我带孩子。而那个我最该对我好的人，从来都是把风暴带到我门前，然后等着我去清扫碎片。江曼殊，妈，我到底欠了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