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趴在课桌上，耳朵里塞着棉花球，试图隔绝教室里窸窸窣窣的声响。前排的张晓丽在翻看《大众电影》，封面上是刘晓庆浓妆艳抹的脸；后排的几个男生在传阅一本从校外租来的武侠小说，偶尔压低声音讨论着什么。窗外的阳光白花花地照着，连空气都是懒洋洋的。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是母亲跪在何泽虎腿间的画面，像有人用烧红的烙铁反复烫着我的视网膜。那些画面已经刻进了脑子深处，无论我做什么都驱散不掉——上课时它们在，吃饭时它们在，甚至连做数学题时，那些公式符号都会在某个瞬间扭曲成母亲张开的腿和何泽虎狰狞的阴茎。
我恨自己。
不是因为恨母亲，而是恨自己——恨自己在那东西硬了的时候，没有把它割掉。
下午最后一节是自习课，我没去上。一个人在操场的双杠上坐了很久，看着天边的云从白变灰，从灰变红，又从红变成一种脏兮兮的紫。远处县城的烟囱在吐着黑烟，像一根根竖起来的阴茎——我他妈怎么什么都想到那上面去了？
我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脸颊火辣辣地疼，但心里那个肮脏的角落并没有因此干净半分。
从双杠上跳下来时，膝盖磕到了铁杠，疼得我倒吸一口冷气。这疼痛反而让我清醒了些——肉体上的痛苦至少是真实的、纯粹的，不像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搅成一团，分不清是恨是悲还是恶心的快感。
食堂的晚饭照例是白菜炖粉条，偶尔飘着几片肥肉，油星子浮在汤面上，像雨后水洼里的彩虹。我端着搪瓷碗蹲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机械地往嘴里扒饭。粉条烂糊糊的，嚼起来像在嚼一团湿棉花。
“苏维民！”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那种刻意的、做作的响亮，像是故意要让周围的人都听见。
我回过头。是李建军，身边还站着三个人——赵大勇、孙强，还有一个我不太熟的，好像是隔壁理科二班的，姓马，外号叫“马猴”。这几个人平时跟我不怎么打交道，虽然都是一个年级的，但我是“重点保护对象”，老师们眼里的宝贝疙瘩；他们是那种成绩吊车尾、混日子的学生，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
但此刻他们四个站成一排，脸上挂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不是敌意，更像是看热闹的幸灾乐祸。
“有事？”我放下碗，用袖子擦了擦嘴。
“没啥大事。”李建军往前走了一步，他今天穿着一件崭新的蓝色运动服，胸口印着“上海”两个字，一看就是县城百货大楼里的好货，“就是想请你出去一趟。”
“出去？”我皱了皱眉，“去哪？”
“校门口。”赵大勇接话，他比我高半个头，膀大腰圆，是校篮球队的替补中锋，虽然技术不怎么样，但那一身蛮力在年级里是出了名的，“有人想见你。”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谁？”
“去了就知道了。”孙强笑嘻嘻地说，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放心，不找你麻烦。就是……有人想跟你聊聊。”
聊聊。
这两个字落在我耳朵里，像一块石头砸进深潭，溅起的水花都是黑色的。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我不去。”我端起碗，转身要走。
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膀。力道不大，但足够让我停下来。是赵大勇，他的手像一只铁钳，五指紧紧扣住我的肩胛骨，拇指摁在锁骨末端，微微用力，酸麻感顺着胳膊蔓延到指尖。
“别让哥几个为难，苏维民。”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股子假惺惺的客气，“人家就是请你出去说几句话，又不是要打你。你这样不给面子，我们回去不好交代。”
“交代？”我扭过头看他，“你跟谁交代？”
他没回答，只是手上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
我环顾四周。食堂门口人来人往，打饭的学生端着碗进进出出，有人朝这边看了几眼，但很快又移开了目光。在县中，这种“请人出去”的事情不算少见，大家都心照不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看了看自己瘦削的胳膊，又看了看赵大勇那比我大腿还粗的上臂。孙强已经绕到了我右侧，堵住了去食堂侧门的路；李建军和马猴站在正面，四个人把我围在中间。
硬跑是跑不掉的。就算跑掉了，他们明天还会来，后天还会来。何泽虎既然让他们来“请”我，那就一定有办法让我去。
我不想惹事。
这句话说出来丢人，但这是事实。我是一个寄宿生，家在镇上，在县城里没有任何依靠。班主任看重我，校长器重我，但那是因为我的成绩。如果我打架斗殴、惹是生非，这些优待就会像纸糊的灯笼一样，一戳就破。
而且……我打不过他们。这是最窝囊、也最真实的原因。
“走吧。”我把碗放在台阶上，拍了拍手上的油渍，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意外。
李建军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这就对了嘛，维民，识时务者为俊杰。走，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四个人像押送犯人一样，把我夹在中间，穿过操场，朝校门口走去。
操场上有几个打篮球的男生停下来看我们，其中一个喊了一声：“建军，干嘛去？”
“办点事！”李建军头也不回地挥挥手。
县中的大门是两扇铁栅栏门，白天敞着，晚上九点后才会关上。门口的值班室里，看门的老头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头都没抬。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几个学生簇拥着另一个出去，像一群鬣狗驱赶着一只落单的羚羊。只要不闹出事来，他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傍晚的风迎面吹来，带着街道上的尘土味和远处饭馆飘来的炒菜香。夕阳挂在天边，把整条街染成一片混沌的橙红色。
然后我看见了他。
何泽虎靠在一辆红色的本田摩托车上，一条腿支着地，另一条腿踩在脚踏上，姿势随意得像是在自家院子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拉链只拉了一半，里面露出白色的T恤，胸口印着一个我看不懂的英文单词。下身是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裤脚塞进黑色的军靴里。头发吹得高高的，抹了发胶，在夕阳下闪着油亮的光。
看见我出来，他的嘴角慢慢咧开，露出一个笑容。
那个笑容我在录像带上见过——在他把母亲干得大哭大叫之后，对着镜头露出的那个笑。胜利者的笑，施舍者的笑，居高临下的、得意洋洋的、欠揍的笑。
“来了？”他直起身，把嘴里的烟头弹出去，烟头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落在地上溅起一小撮火星。
我没有说话，站在原地，看着他。
“维民哥。”他又叫了一声，语气亲热得像是在叫亲哥，但那股子假劲儿连路边的野狗都能闻出来。他从皮夹克的内兜里掏出一沓钞票——全是大团结，崭新的，连折痕都没有，像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
他抽出几张，递给李建军：“辛苦了啊，兄弟们。拿去吃顿好的。”
李建军接过钱，脸上的笑容顿时灿烂了三分：“虎哥客气了，这点小事，打个招呼就成。”他把钱在手里拍了拍，数了数——我余光瞟见了，至少五张。
五张大团结，五十块钱。够李建军在校外的小饭馆请兄弟们吃三顿好的，够买两条好烟，够在录像厅看二十场武打片。
赵大勇、孙强和马猴也都凑过去，何泽虎一人给了一张，像是打发叫花子，又像是大财主撒喜钱。他们接过钱，千恩万谢，然后识趣地散了，临走时还不忘回头看我一眼，眼神里有同情，有嘲讽，也有一种“你小子摊上事了”的幸灾乐祸。
校门口只剩下我和何泽虎两个人。
夕阳把我们俩的影子拉得很长，一个高一个矮，一个胖一个瘦，像两根歪歪扭扭的电线杆子。
“维民哥，”何泽虎把剩下的钱塞回兜里，拍了拍手，像是在拍掉什么脏东西，“录像带看了吧？”
我的手指痉挛了一下。
“怎么样？”他歪着头看我，脸上的笑容更深了，“你妈……是不是很厉害？”
那一瞬间，我的血液像是被点燃了。
愤怒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拳头在身侧攥得咯咯响，指甲深深嵌进掌心的肉里。我想冲上去，想把他那张欠揍的脸揍烂，想把他按在地上用脚踩，想把他那辆破摩托车的后视镜踹下来塞进他嘴里——
但我没有动。
因为我看见了赵大勇他们并没有走远，就蹲在二十米外的台阶上抽烟，时不时往这边瞟一眼。只要何泽虎一招呼，他们随时可以冲过来。
因为我看见了何泽虎皮夹克下鼓鼓囊囊的腰间——不知道是钱包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但那轮廓让我想起镇上那些混混腰里别着的折叠刀。
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倒影——一米六几的个子，瘦得像根豆芽菜，胳膊细得像是用力一拧就能折断。在何泽虎面前，我就像一只站在猫面前的老鼠，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只剩下一身哆嗦的骨头。
愤怒在我身体里横冲直撞，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咆哮着、撕咬着，却找不到出口。那股气在胸腔里越积越满，涨得肋骨生疼，涨得眼眶发酸，涨得我想仰天长啸——但我只是站在原地，死死咬着牙关，一声不吭。
生气，和窝囊，这两样东西在我身体里打了一架。
最后，它们选择了和解。
生窝囊气。
“看完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那声音平静得可怕，像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空洞、干涩，没有一丝感情。
何泽虎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回答。他愣了一下，然后笑得更开了，露出一口还算整齐的白牙：“看完了？全部看完了？三盘都看了？”
“都看了。”
“怎么样？”他往前走了两步，离我更近了，近得我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烟味、皮革味，还有一股子廉价古龙水的香气，和母亲身上的香水味混在一起，像是一种肮脏的交媾。
“挺好的。”我说。
这三个字从我嘴里吐出来的时候，我听见了自己灵魂碎裂的声音。像是有人拿一把大锤，狠狠砸在了一块玻璃上，裂纹从中心向四周蔓延，蛛网一般密密麻麻，但玻璃还没有散架——它还在撑着，用一种自欺欺人的倔强维持着最后的形状。
何泽虎又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很开心，笑得前仰后合，笑得拍了拍摩托车的坐垫，笑声在空旷的校门口回荡，刺耳得像砂纸磨在铁皮上。
“挺好的？”他重复了一遍，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维民哥，你可真有意思。你妈被我干得哇哇大哭，你说挺好的？”
我的指甲又往掌心里陷了几分。疼痛从手掌蔓延到手臂，再到心脏，最后汇聚到眼眶——但我没有哭，连眼眶都没有红。我只是看着他，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你想怎么样？”我问。
何泽虎止住笑，从兜里掏出一包烟——红塔山，好烟，县城里一般人抽不起。他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又掏出打火机，“啪”地点燃。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在夕阳下缭绕成灰蓝色的丝带。
“我不想怎么样。”他吸了一口烟，眯着眼睛看我，“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你妈现在是我的人了。她一个月后从省城回来，我们就住到一起。等我满十八，我们就去领证。”
他说“领证”两个字的时候，语气轻飘飘的，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你妈跟你爸的结婚证早就作废了，寡妇再嫁，天经地义。”他弹了弹烟灰，灰烬落在我的鞋面上，我没有躲，“我就是提前跟你说一声，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你才十六。”我说。
“十七了，上个月刚过的生日。”他纠正我，“你妈给我过的。在市里的宾馆，就你录像带上看到的那个。”
他又在戳我的痛处，一下一下，精准无比，像是一个熟练的屠夫在剔骨。
“而且，”他凑近了一些，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一种炫耀式的亲密，“你妈说了，等我们结了婚，就搬到市里去住。她在那边找了个学校的活儿，工资比镇上高两倍。我爹给我在市里买了套房子，三室一厅，带卫生间的。你妈看了，喜欢的不得了。”
他每说一句，就在我心里钉下一颗钉子。三室一厅，带卫生间，市里的工作，比镇上高两倍的工资——这些就是母亲“向前看”的生活，这些就是她用身体换来的“好日子”。
“所以呢？”我问。
“所以，”何泽虎把烟头扔在地上，用军靴碾灭，“你别挡道。你好好上你的学，考你的大学，别管你妈的事。你妈跟着我，吃不了亏。你要是识相，咱们就是一家人；你要是不识相——”他停了一下，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的轻蔑像一把钝刀，慢慢地、慢慢地割着我的脸，“你一个穷学生，能翻出什么浪来？”
他说完，拍了拍摩托车的后座：“要不要我送你回宿舍？顺路。”
“不用。”
“那行。”他跨上摩托车，脚蹬发动，引擎发出一阵低沉的轰鸣，排气管喷出一股青烟，“对了，维民哥——录像带你收好了，别到处乱放。那东西要是传出去，你妈在镇上可就没法做人了。当然了，你要是想让大家看看你妈有多骚，我也不拦着。反正丢的是你的人。”
他拧了一把油门，摩托车像一头红色的野兽，咆哮着冲了出去，很快就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团红色的尾灯渐渐变成一个模糊的光点，然后消失在暮色中。
傍晚的风又吹过来了，带着初秋的凉意。我低下头，看见鞋面上何泽虎弹落的烟灰还在，灰白色的粉末混在灰尘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我蹲下身，用手把那些烟灰拂去。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站起来，转身往校门口走。走了两步，想起搪瓷碗还放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又折回去拿。碗里的饭菜已经凉了，粉条凝成一团，白菜叶子蔫巴巴地趴在碗底，油星子结成了薄薄的膜。
我端着碗走到水池边，把剩饭倒进泔水桶，把碗冲洗干净，倒扣在窗台上。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很认真，很仔细，像是在执行某种仪式。
做完这一切，我回到宿舍，从床底下翻出那包录像带，把它们从牛皮纸里拿出来。三盘带子，黑色的塑料外壳，冰凉光滑。我把它们放在书桌上，排成一排，盯着看了很久。
窗外有鸟叫声，有学生的喧闹声，有远处传来的广播体操的音乐。这个世界照常运转，没有人知道这个狭小的宿舍里，一个十七岁的男孩正面对着三盘毁掉他人生的录像带，做着天人交战。
我想把它们砸碎。用锤子砸，用剪刀剪，用火烧，用任何我能想到的方式把它们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去。但我知道，就算毁掉了录像带，也毁不掉我脑子里的那些画面，毁不掉何泽虎那个欠揍的笑容，毁不掉母亲跪在床上的身影。
而且——何泽虎说得对。这些东西要是传出去，身败名裂的不是他，是母亲。
一个女教师勾引自己的学生，在宾馆开房拍淫秽录像——这种事情一旦传开，母亲会被学校开除，会在镇上被人指指点点，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她可能会被拘留，可能会被判刑，可能会……
我闭上了眼睛。
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不管她做了什么，她终究是我妈。那个在我发烧时握着我的手说“妈妈在”的女人，那个在父亲坟前哭着说“我会把维民养大”的女人，那个省吃俭用供我读书、自己三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的女人——
她错了，她犯贱，她不要脸，但她是我妈。
我把录像带重新包好，塞回床底，塞到最深处。然后我爬上床，面朝墙壁，蜷缩成一团。
墙壁上有人用圆珠笔画了一只乌龟，旁边写着“王八蛋”三个字。我不知道是谁画的，也不知道是骂谁的。但此刻，这三个字像是专门为我写的。
王八蛋。
绿头王八。
我妈给别人睡，我还不敢吭声，不是王八是什么？
我把脸埋进枕头里，没有哭。眼泪好像在那天晚上已经流干了，眼眶干得像一口枯井。我只是蜷缩着，一动不动，像一只受伤的野狗缩在角落里，舔舐着流血的伤口。
不知过了多久，宿舍的门被推开了。是我的室友张建国，他是县城人，但偶尔也会在宿舍住。他看见我躺在床上，愣了一下：“苏维民？你没去上晚自习？”
“不舒服。”我的声音闷在枕头里，含含糊糊的。
“哦，那你要不要紧？要不要去医务室？”
“不用，睡一觉就好。”
“行吧。”他走到自己的床边坐下，换了双拖鞋，然后拿起书走了。出门时，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关上门走了。
房间里又安静下来。
我翻了个身，仰面朝天，看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裂缝比昨天更长了一些，从灯座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蜿蜒的河流，又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我想起校长说的话：你是县中的希望。
我想起班主任说的话：苏维民，你要争气，你妈不容易。
我想起母亲说的话：妈只是想活得轻松一点。
我想起何泽虎说的话：你一个穷学生，能翻出什么浪来？
是的，我翻不出什么浪来。我打不过他，比不过他的钱，比不过他的拳头，比不过他在母亲身体里留下的那些东西。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忍着。
忍着愤怒，忍着恶心，忍着屈辱，忍着那些肮脏的画面和无边的恨意，坐在教室里，做题，背书，考试，拿第一，考大学。
然后呢？
然后离开这个镇子，离开这些人，离开这一切。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不回来。
可是——母亲呢？
她是我的母亲。不管她做了什么，不管她变成了什么样子，她都是我妈。我可以恨她，可以怨她，可以不原谅她，但我能扔下她不管吗？
她能跟何泽虎过一辈子吗？那个十六七岁的混混，那个把她当玩物的男孩，那个用录像带来羞辱她儿子的混蛋——他能给她什么？几件漂亮衣服，几瓶香水，一套市里的房子，然后呢？等他玩腻了，等她老了，等她不再年轻漂亮了——他会怎样对她？
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夜，转得我头痛欲裂，转得我胃里翻江倒海，转得我恨不得把脑袋往墙上撞。
天亮的时候，我终于睡着了。
梦里没有母亲，没有何泽虎，没有录像带。只有一片白茫茫的雾，我站在雾中间，前后左右都看不见路。我大声喊叫，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拼命奔跑，却始终在原地打转。
然后我醒了。窗外天光大亮，早操的广播在远处响起，喇叭里传来第七套广播体操的开场白：“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坐起身，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拿起书包，走出宿舍。
教室里的座位还是那个座位，黑板上的板书还是那些板书，同桌还是那个同桌。一切都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和录像带出现之前的每一天一样。
但我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坐直了身体，翻开课本，拿起笔。笔尖触到纸面的那一刻，我的手抖了一下，纸上留下一个歪歪扭扭的黑点。
我把那个黑点涂掉，重新开始写字。
一行，两行，三行。
字迹渐渐工整起来，和从前一样。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我的手背上，温热的，明亮的。我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天空很蓝，有几朵白云懒洋洋地飘着，远处操场上有人在跑步，有人在打篮球，有人在嬉笑打闹。
这个世界还在转。
不管我有多痛苦，不管母亲有多不堪，不管何泽虎有多嚣张——这个世界还在转。太阳照常升起，饭菜照常要吃，试照常要考，大学照常要上。
我只能跟着它一起转。哪怕我已经被碾得血肉模糊，我也得转。
因为停下来，就是死。
我把那行字写完，翻到下一页。
教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像春蚕啃食桑叶，像时间啃食生命。